敬佑生命守护健康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仁心医者薛应中

你们是生命的守护者,是黑暗中的明灯,是病痛中的希望。一次次的救死扶伤,都倾注着你们的智慧和心血。你们用无私的奉献和坚定的信念,诠释着医者仁心的真谛。医师节到来之际特报道一批优秀的中医人-----仁心医者薛应中。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瑰宝,其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老中医薛应中,以六十余年的行医经验,见证了中医的兴衰起伏,更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医的传承与发展。《杏林传习录》付梓,是薛应中老中医一生行医授业、特别是在现代医疗环境下坚守本真、以独特的智慧与技艺守护民众健康的一个重要标记。

薛应中先生年逾八旬,风雨无阻每日出诊,三辨六治,无不奏效;他,身姿挺拔,行走如风,视频问诊微信答疑,精力过人;他,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身居斗室心系苍生,谈论时事颇多灼见。在疾病面前,他恍若方外高人,气定神闲,谈笑间,调“兵”遣“将”,伏病祛邪。数十年来,用几根银针、几把草药,治愈癌症、脑梗、红斑狼疮、烟曲霉真菌肺炎等各种绝症患者成千上万,创造了诸多医学奇迹。“中医面前无绝症,中医无病不治!”这样振聋发聩看似狂妄的宣示,缘自先生对传统中医的绝对信仰,对自身造诣的高度自信。

先生年轻时走南闯北,几度出海,游历求学,寻访名家。步入中年后,行医之余著书立说,正本清源,传道解惑。面对中医式微的危机,先生忧心忡忡,奋笔疾书,挺身而呼,激浊扬清,为纯正中医正名。他多次向各界呼吁,中医学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学自身的思维,否则会失去其生命力。他频频著文针砭医疗乱象,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对当下医院泛滥的抽血化验、大量的开刀手术等现象,先生痛心疾首,指斥其背离医学治疗的根本目的,严重危害国人健康。

一、 回首来时路

转眼间,薛应中先生行医六十多年。在社会各界人士及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下,一路走到了今天。

先生青年时期从医的时候,医院里没有先进设备,有时还要送医下乡。农村条件更差,人们生活艰难,食不果腹。有农民患者找他看病,先生都用中医中药为他们调理、治疗。中医药花钱少,见效快,简单又方便,农民愿意接受。中医讲求整体观念,不分科,高热、昏迷、休克、麻疹、菌痢、食物中毒等,薛应中都见过。只要治疗得当,有时候越急越重的病,起效越迅速,这和人们平常所说的所谓“中医慢郎中”,正好是反着的。

半个世纪以来,先生遇到过不少人质疑中医,也经历过好几次废止中医的浪潮。

近年来,他也曾给中央领导和一些部委上书多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落实中央支持中医的精神,不变调,不走样,尤其是不要用西医来规范中医、让中医屈从和适应西医,让中医中药变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最起码,要将中西医一碗水端平。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薛应中先生就坚持义务为患者上门送医,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给了病人。他一生处在中医中药的环境里,用纯正的中医手法治病,用精选的中药为病人解除痛苦。眼看着一个个病人经自己诊治后而康复,这也给了先生极大的安慰和自信。

对先生来说,有半生治病救人的历程,有成千上万患者的良好反馈,无论是从医德还是医术上来讲,先生都无愧于心,这便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除了要完成西安、咸阳两处的预约诊疗,先生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每星期四还要到延安出诊,包括义诊。头天晚上从西安下班后立即出发,次日,给病人看完病再返回。一些特殊的记录在案的患者,先生要每星期随诊。遇到贫苦负债的,为他们免费救治,年长体虚的,复诊时还要带些营养品。医者父母心,做为一个医生,先生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总对弟子们说,患者口碑好,才是医生的第一要务,疗效永远是一位医生最宝贵的生命线。

先生一生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培养什么兴趣爱好,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患者包括不少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将军、高干、教授、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家等。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先生来讲,身份地位、收入多少、学问大小这些功利性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与之相反的则是,责任感更重了,挑选有志于中医、吃苦耐劳、品德端正、志愿继承并发扬中医学术者为徒,把他的医术传承下去的心愿更重了。

二、 传灯千古业

中医之学垂两千年,师承之教,未曾背离。《黄帝内经》以岐伯、黄帝师生问答而为师承之肇始,故中医之学为岐黄之学,后人每以“岐黄传人”称之,可见师承至为关键。

医为大道,辄寄死生。读死书不足成用,不临症不知变化。中医“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为门人弟子,学医之难、素质要求之高,由此可见。

几千年来,中医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师带徒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形式,以跟师临证、言传身教、口传心授、注重临床实践探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要特征,传承相关的理论经验及医疗技术。老师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与医疗技能传授给学生或子女。这种模式在我国古代中医传承与发展历史上,分为业师授受、家学相传、私淑遥承和学府传授等多种,其多以“诵、解、别、明、彰”为主要方法,学生则通过背诵医学古籍、临床实践继承老师的医术,将之发扬光大。

历史上的从医者,大多也有所师承,一点一滴地积累医学经验。因为医学经验本身需要世代积累,由祖传父、父传子将家族经验一代代相传,学徒自小耳濡目染,医学基础扎实,学医条件便利。有的医术被医家视为珍秘,不对外传,但又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于是就有了各门各派。这种师带徒的方式,为中医的人才培养和中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师带徒培养目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家各派按照自己的学术特点培养继承人,当然都是以培养品学兼优的中医人才为目标。学生需要能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积累足够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操作技术,能够准确地施针、处方;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能够切身体察患者病痛,做到追求医术,心无杂念,即所谓大医精诚。为师者也多希望学生在求学期间能够励志图强,精益求精。

我们可以就此看到师带徒与院校教育的区别。院校教育是有既定目标的,按照这一目标确定相应的学科和课程体系,希望可以培养出具备中医药理论基础、中医学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工作的具有成为学科带头人发展潜力的通科中医师,之后按照统一的目标培养学生,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定,按照统一标准给予毕业。

其实长期以来先生的忧心就在这里。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我国有几十所知名的中医药院校,但是按先生的标准看,没有一所是名副其实的中医高等学府,说到本质,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带过一些毕业生,他们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大部分课时都是西医内容。在中医学院,学生的英语比古汉语强,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懂医。尤其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很多毕业生在走出校园后,不从事中医工作。这里面有个更根本的原因:他们竟然不会望闻问切。

这是个很致命的缺陷,中医院校应该多教授中医内容,应以培养铁杆中医为己任才对。所以,先生长久以来一直呼吁,师徒传承和自学教育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薛应中大夫与第一届弟子合影

薛应中大夫与第二届弟子合影

薛应中大夫与第三届弟子合影

薛应中大夫与第四届弟子合影

三、迢迢求学路

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过去,中医都是家传、师徒传承或自学而成。根据推算,目前我国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医疗资源与力量。他们是传承的或自学的,这种模式培养了许多知名中医。

先生这一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急症、危重症患者。中医在辩证时,是很复杂的。每接诊一位病人,会考虑很多内因,节气、男女、长幼、劳逸、表里、寒热、虚实、逆顺等多种辩证关系,之后调治求衡。致病外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人生于大自然中,医生要有包容性思维。中医不依靠理化检查的数据支撑,不拘泥于西医病名及手段,而是通过辨证“知犯何逆”,明确“证候”。

再比如说药量,方药应当根据病证、病情、病势、病者体质等客观实际情况合理施量,当用重剂则用重剂,需用轻剂则用轻剂,既不能一味追求四平八稳,亦不能一概施以峻剂猛剂。该出手时不出手,该用足时量不够,药难胜病,使医师手无利器。运用之妙,系乎一心。这都是中医学习的重点。

中医具有高度个体性,个人知识、个人诊治风格在中医传承中极为关键。正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古今名医的间接经验,有时比院校教育的系统知识更为重要。单以辨脉为例,医学院校教育往往不得其门而入,单看书也是徒劳的。弟子唯有经历师父口传心授、侍诊实践之长期过程,认真体悟,时日久深,方有所得。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通常并不进行系统的理论讲习,而是往往结合具体的病人,也就是医案病案。临床疗效的好坏,往往能使学生真正体会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学生能否坚定中医学习的信念。运用医案结合中医理论,向学生讲授具体病案的生理、病理变化,临床症状,治疗原则,用药方法等,在这种临床口传身带、手把手进行临床技能的教授过程中,使徒弟学会正确地望、闻、问、切,正确地辨证论治。

这种临床言传身教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不仅培养了徒弟的主动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师带徒的培养模式本质上就是临床带教模式。

四、 立雪几人同

现在回望青年时代,每个初学者都必须要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长悟性”这样的慢工夫,别无捷径可言。可以说,中医是这世上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之一了。所以清代徐灵胎在《医非人人可学论》中说,“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对先生进行报道后,不少报刊跟进报道,那时起就有不少人想跟先生学医。省内外不少疑难病患者求医,来信竟达四千封之多,其中就不乏意欲拜师学医者。但当时先生心思不在这里。面对着全国各地求医若渴的患者,先生集中拿出一段时间,风尘仆仆地在全国奔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去往河南、北京、山西、新疆、广州、深圳等地,接治了很多偏瘫、肿瘤、精神障碍等疑难杂症患者。在接待患者的间隙,先生还对到访之地的地方病、病源、病史等第一手材料,有意识地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那时先生对中医之“辩证”有了更广的思考和视野。有别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不但描述疾病的外在表现,还包括人体系统的生理和病态反应的状态,是疾病处于某个阶段时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诊断概念。它包括病人的生理特点、心理情志、生活习性,甚至包括与之相关的土地方宜、四时气候、社会条件等因素与证候的多重关系;在全盘考量过后,根据个体情况,再辨证施治,疗效才会更有保障。这是那些年全国游历带给先生的最大收获。

也是从那时起,先生逐渐认识到,中医讲四时阴阳是万物之终始,是死生之本,须端正态度,与之持平,后来的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因为人体灵活而多变的生命气象,反映着整体的生命状态,同时亦反映着自然界的变化。比如咳嗽,它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个肺部的问题。做为医生,就要了解患者咳嗽的时间、有痰无痰、痰的稀稠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脏腑之间、气血之间、虚实之间、寒热之间等相互关系的微妙反映。

中药炮制技术,各种针法要诀,其传承也是这样,要依靠师徒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所谓“人必精、心必诚、事必勤、断必果”,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清代名医叶天士也是跟师学医很多年,才学到精湛的医术。人是首要因素。经过多年寻访名师,接受耳提面命、口传心授和临床示教,一个学医者才能逐渐掌握全面的临床诊断技术,能够综合望、闻、问、切等多种诊断方法获得临床信息,理性分析人体病变机制,做出正确的诊断。

用中药治病,但是如果离开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就再不是中医从业者,仅仅是用天然药物治病而已。用中药的医生不少,但用中药的医生并不等于中医。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正是造成许多疾病疗效今不如古的重要原因。

五、 做“铁杆中医”

即便在高等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师徒授受的“师徒制”,仍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是拯救中医的重要途径,是中医药知识实现有效传承的关键所在。

在2022年先生八十岁寿宴上,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一次非常规范的拜师仪式。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了这种拜师礼,一般是在非父子或者非养父子之间传承时,增加承诺与誓言的份量,增强师徒双方的感情。

在我国传统文化里,父亲和师父在个体的生命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父生之,师教之”“名虽师徒,义为父子”。师徒关系,更等同于是一种亲缘合作关系。名虽师徒,义为父子,师父教育之情,等同父母养育之恩,师徒关系最终都是一种至亲至爱的“亲缘合作”关系。

跟师临证,言传身教,口传心授,多年跟师学习,自会耳濡目染,师父及时指点,弟子少走弯路。同时,中医择徒历来以“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医学源流论》)为其首要条件,若不得其人,则不宜传授。

相比于中医院或者中医医疗机构的师生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由所在单位(高校或者医院)人事相关部门进行组织安排,统一调配,他们并不是因为对师父的治病疗效或学术思想有好奇心,而是带着某种任务驱使而拜师学习,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没有那么亲密。这样的关系,也不像过去师徒制那样,是一种双向选择,也不是一种兴趣导向的选择,而更多的是一种以任务导向的行政安排。

相比于中医师徒,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似乎利益驱使的痕迹更重。这是古代中医师徒制的异化,肯定会影响到师父对中医药知识传承的积极性,也会影响到学徒们对中医药知识的学习。

先生这几年收取的四批弟子,共计四十一人。学习中医很苦,现在又面临对中医不利的种种局面,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追随而来,让先生很是感动,愿意将自己的临证经验传递给他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让他们得到师傅的真传。

同时,先生也常告诫他们,中医药界某些繁荣是表面的,中医药学术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危机和混乱之中,中医药的实质和特色,正面临蜕变和消亡的危险。面对现状,必须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坚定信念,凡入先生门下的弟子,一定要牢固确立并坚守中医思维,日后从医,不可妄自菲薄,不可用西医思想来“修正”中医,同时能够不借助仪器设备,即可司外揣内,理法方药,烂熟于心,成为当今时代具有坚定中医信念和较高中医思维能力和临床水平的“铁杆”中医。

附:薛应中大夫在第四届特技名医成果交流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同仁、各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西安行医60年的老中医薛应中,今年82岁。今天将我对中医发展以及个人行医历程中感受很深的一个问题 — “疑难重症视角下的医患关系”,与大家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到我这里求诊的患者,以疑难杂症、重症居多,多为久病,潜藏着重大危险因素。在医院里,患者会被迫签订各种“风险告知书”“协议书”等,被称为“患者的生死状,医方的免责牌”。而中医没有相应的免责机制,甚至到最后,连患者家属都不愿意说句公道话。因此,由疑难重症产生的医患关系,引起了我的长期思考。

20年前,有一位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病人,肝癌后期,肝破裂出血,连续一周咽喉阻塞,视物不清,吐字不清,排尿靠插管,呼吸靠吸氧,高烧39.8摄氏度一周不退,直到昏迷。医院定为三级肝昏迷,断言至多能活三天。患者家属辗转找到我,我紧急赶去医院施救。患者病情渐有好转后便回家治疗,但49天后家人又将他送到大医院输血,当天就在医院去世了。

还有一位患者,是省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卵巢癌晚期,动了两次手术,多次化疗,病情一直在恶化。给她治病的,很多都是专家、科室主任,有的就是她的大学同学,但最后都坦承没有办法了。她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我诊所求治,在我的精心调养下,患者的病情稳定,精神好转。但一年多过去后,在同事的多次劝说下,她又去继续化疗,不久就去世了,那一年才49岁。据其爱人说,她在医院先后花了 200 多万元。她临终说了一句话:“我认识薛大夫太晚了!”

还有一位患者,是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周姓老将军,多年以来,他的健康问题,都是找我用中医调理。2016年,他偶尔服用了一点保健品,感觉略有不适,服完我开的七付中药后,病情基本痊愈,约我第二天在一起聚会。谁知第二天,其刚到西安的家人,坚持把老人带到医院检查、用药,老人很快就去世了。我到现在还认定,他本应当是一个长寿的人,他原本只需颐养天年就好。

上面三个医案有一个共同点:在我的治疗下,情况刚有好转,但还未稳定,家属竟忙不迭地带着患者,又去找这个市医院、那个省医院,直到加速将患者送上死亡之路。

这让我认识到,在中医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增进对中医的信任,患者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以上仅仅是三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此外,我更多经常看到的是一些患者表面上听我的,私下里继续吃西药,使病情绵延反复,却不找这个源头,甚至觉得是吃中药加重了病情。

疾病是否治愈,有时取决于患者本人的一些关键因素(习性、意志、体质等)。有很多患者长期服用西药,在中医治疗过程中,过去的西医药副作用积重难返,最终爆发,因此发生无法预料的不良后果。再如,因西药、手术、放化疗,导致肠胃功能严重受损,不能吸收中药有效成分。

我很早就发现,在中药里掺入西药成分,会影响中药的疗效。比如一些中成药加入维生素类和感冒药成分,初服似乎有效,但再服则效力越来越弱,中药功效也受牵连,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不良反应。

所以我一再敬告患者:中西医(药)结合贻害无穷。患者不可骑墙,抱两头下注之心理。这种求医心理,不会有好的疗效。既然相信西医,就不要找中医治疗。

很多人身体本无大碍,也无明显症状,却按西医的指标服药,吃了十几年药,吃出了一身的病痛,最后搞得人人有病。中医本是一种经验科学,整体疗效无法用西医检测证明。中医药的医疗行为规则,也只能用中医理论阐明,而不应该用西医的所谓现代科学理论来说明。

中医的治疗方式注定仅有医生的努力医治是不够的,患者的信任与配合,对病情康复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当患者寻找值得信任的良医时,应“必去嫌疑之心,专付托之任”。传统的中国医患关系以信义为基础,患者用人不疑,医者以德为先,注重医患沟通。在前人处理医患关系的利弊得失中,寻求医患信任关系建立的最佳处事之道,可以为当今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世上没有后悔药,自己道路自己走。还有很多不该死亡、教训沉痛、足以警示后人的医案,这几十年来我积累得太多了,因时间关系,就不再提了。

谢谢大家!

医师节,是对你们的礼赞。让我们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愿你们的辛勤工作都能得到尊重和理解,愿你们的生活充满幸福和安康。